近年来，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突飞猛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进程加快，信息技术正成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内生性变量。至“ 十三五”末，我国已初步建成教育信息化支撑体系，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教育信息化融合发展关键技术体系与基础设施体系，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国际视野的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实践模式逐步形成。
一方面，2021年7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了“ 基本形成结构优化、集约高效、安全可靠的教育新型基础设施体系”的要求，为未来五年的教育信息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疫情之下，“ 停课不停学”也显著加速了教育信息化进程，广大教师参与教育信息化融合的信念和意愿普遍提高，推动现代教育发展走向虚实融合的育人发展新阶段。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正视的是，从教育信息化融合实践的常态化来看，其整体上还停留在多媒体教学的简单应用层面，技术赋能的自主式、合作式、探究式、体验式现代性课堂教学样态还停留在观摩、示范性教研活动层面，技术支撑下的教学模式变革与教育管理体系的重构还未实现，信息技术支撑课堂结构性变革、推动教育信息化创生性发展的实践路径并不清晰，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的革命性影响还没有得到充分彰显。
此外，在局部地区，教育信息化融合进程已进入教育系统腹地，实践中呈现的问题具有多层次、多样化特征。比如，数字教育资源开发与服务能力不强，信息化学习环境、平台建设与应用水平不高，一线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较强但信息化教学创新能力不足，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支撑跨学科教学融合的能力不足， 与教育信息化深度融合进程相配套的制度体系不完善， 甚至出现工具凌驾于目的之上的问题。还应注意的是， 伴随教育信息化发展从技术驱动走向业务融合、机制创新、文化创生，也将会生成不少新问题。
总之，我们要冷静地观察当下教育信息化融合实践进程，从教育信息化体系建构与全局发展视角审视有关问题。
在宏大的教育改革时代，如何真正实现“ 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的战略愿景和发展任务？我们要追问一个基础性命题，即教育信息化发展究竟是否为教师提供了可用性高、适切性强的教育信息化产品和服务，并打造了与此相适应的教育信息化基础环境， 进而提升教师教育教学效率，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应以这一视角为突破点，整体推动教育信息化愿景的进一步实现。 长期以来，数字化资源问题一直是一线教师希望解决的问题。近十年来的教育信息化进程，可以说是为教师提供信息化教学产品、工具与服务的进程，学科性的产品与工具不断涌现，并且在支持教学流程重构等方面亦有所突破。但与此同时，学科教学App频繁切换、过程性数据离散化丢失、教学流程刚性切割等问题也随之出现。 为何会产生这样的状况？四重障碍阻滞了这一进程的发展——
第一，教育信息化管理体制是“ 买的人不管用”“ 用的人没有话语权”，导致教育信息化产品与服务迭代进程不畅，教育教学需求难以有效表达为产品优化需求。 第二，教育信息化产品与服务生成面临着教师抱怨产品可用性差、企业诉苦需求提取困难的双难境地，未形成有效的、专业的需求机制与有效环境。 第三，教育信息化发展以“ 脉冲式”项目化建设模式为主，不能为信息化教学产品、服务的生成与优化提供迭代性支撑。 第四， 很多学校领导及教育信息化工作者对教育信息化产品与服务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可见的硬件环境建设上，教育信息化需求粗放，建设水平低下。 因此，我们需要跳出对未来教育的憧憬，客观冷静面对技术赋能教师教育教学变革的实践现实，回应“ 应用为王、服务至上”的关切，以教师和学生需求为中心， 围绕高可用性、易用性和适切性教育教学产品生成、迭代、优化和有效应用主线，使信息技术切实成为赋能教育现代化发展及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力量。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科学把控进程。教育信息化是人的现代化，技术是变更教育实践的中性力量，只有为广大一线教师所掌握，并常态化、自觉性地将其应用于教学实践，技术才具有真实的、向上的变革力量。因此，要对不同地域的教育生态、不同学校的教师需求、不同师生发展水平的课堂结构进行综合评价，真实地反映出技术产品、工具与服务的应用水平，把控好教育信息化融合实践进程的节奏。 第二，建构服务生态。要摒弃长期以来教育信息化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从根本上创生教育信息化服务发展的空间，建构服务准入、计量、计价和监管的全程治理机制，为教育信息化服务的生成与发展提供政策空间、社会空间和生存空间。围绕课堂教学现代化变革的真实需要，面向教与学发展，提供层次清晰、种类多元、体验便捷的教育信息化产品、工具和服务，并使之成为规范和引导行业发展的依据。 第三，深化技术体系。技术变革教育实践不仅包括面向教师、学生的产品、工具和服务，还要求促进教育教学全场景数据的生成、汇聚、建模、分析与高层次的应用。要打造教育信息化深度融合“ 化学反应域”，进一步深化国家教育信息化支撑体系建设，促进技术与教育管理、教育科研等要素的融合，实现教育信息化发展从技术驱动到业务融合、机制创新和文化生成， 真正意义上推动学校变革和课堂教学现代化发展。 第四，探索要素重构。要打破课堂、学校物理视域的限制，建构时空、地域、机构、人等要素重构性的教育信息化融合实践体系，打造区域性数字学校、云端学校，形成区域性网络教研共同体，并通过跨校、跨区域的现代化教育实践，同频核心素养发展新课程改革进程， 围绕课程、课堂、评价和成人成才时代命题，研发互联网化的教学、教研和虚拟组织产品与服务，支持群智性、开放性实践与对话。 第五，开展协同治理。在“ 互联网+教育”赋能社会教育服务供给过程中，“ 教育质量”逻辑更为突出。但这一逻辑没能得到清晰的引导，广大一线教师仍然“ 平静看”“ 冷静观”，教育信息化产品、工具及服务的需求工程生态较弱。“ 互联网+教育”治理应深层次包容自“ 十二五”以来教育信息化深度融合发展路径的各种战略设计，以科学、专业的视角开展治理，引导“ 互联网+教育”进程科学发展。这需要教育信息化融合理论体系、政策体系和实践体系的协同发展，特别是政策供给上更具现代治理特征。 第六，深化人才培养。伴随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正越来越深刻地呈现教育变革实践的发展前景。与此相对应，教育发展越来越面向核心素养培育的时代育人目标，学习方式走向深度学习、项目化学习、终身化学习等现代学习方式。要让教育信息化产品、工具与服务作为联结“ 技术”和“ 教育” 两个知识域的中介，真正突破教育发展困局，需要具有跨学科、懂实践、高层次的专家型、复合型专业人才， 必须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本文作者李玉顺，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慕课发展中心主任、数字学习与教育公共服务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 来源：《教育家》杂志